让阎锡山胆寒的对手：一被缠住就是死局

1945年深秋的十月末，阎锡山所率领的部队正艰难地向晋南上党地区挺进。

部队中弥漫着怪异气息。

原本不该弥漫这样的氛围。阎军此番是身处主场，对地形了如指掌，然而此次出行却如同摸黑前行，对将要面对的战事一无所知，既不清楚敌人的身份，亦不知敌军的具体人数。

这场仗是哪方对哪方？

一、阎锡山有多贪

这场战役，于1945年9月至10月间在晋东南地区展开，是一场形式新颖、攻城与打援相结合的战斗。

激战在山西长治地区展开，古称上党郡，因此敌对双方均将此次战役称为上党战役。

长治地区虽仅有少数城市被日军占领，但广阔的乡村地带均处于我晋冀鲁豫军区的有效控制之下。

抗战胜利之际，上党地区理应归属我129师部队接管。然而，阎锡山贪得无厌，竟然在日军撤退之前，派遣了两万余人马，急速抢占长治、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六座县城。

阎锡山为何被认为贪？

在军事态势与实力对比的考量下，阎锡山占据该地区实属勉为其难。

长治，作为上党地区的核心城市，与临汾、运城、晋城一同构成了晋南地区的四大重要城市。

长治地区的重要性尤为显著，其地理位置左连山西腹地，右通太行山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可直抵冀南，堪称战略要塞，历来为兵家所争夺。

晋南地区历来是晋冀鲁豫军区的战略要地，129师的主力部队亦主要分布于此。太行八陉中的南端两道隘口——太行陉（位于山西晋城）和轵关陉（位于河南济源），均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阎老西夺此地勉强。

19军军长史泽波，率队前往占地之际，于上党战役落幕二十载之后，于家中接待来宾时，曾忆起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画面。

1945年3月，正当日军尚未投降之际，阎锡山便着手策划派遣军队抢占晋东南地区。在作战会议上，阎锡山麾下的大将孙楚、赵承绶、杨爱源、王靖国等人均保持沉默，阎锡山遂转向询问19军军长史泽波。

史泽波感慨道：“前往目的地固然有途径可行，然而抵达之后，恐怕便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阎锡山：“为什么？”

史泽波言道：“我们行动迅速，犹如雷霆万钧，待八路军察觉之际，我军已成功占领上党。然而，一旦深入敌后，孤军奋战，补给线过长，加之地方工作根基薄弱……因此，进入战场或许有计可施，但深入敌后便难以应对。”

阎锡山言道：“唯恐尔等无法成行，若尔等抵达而束手无策，我则有应对之策。”

史泽波哑然。

史军长料事如神。

在1945年8月至9月期间，阎锡山一方面与日军保持联系，请求他们协助抵御八路军，另一方面则不顾一切，如同猪争食般迅速派遣19军占领晋南的六座城池。

过程倒是颇为轻松，129师部队未曾料想阎军竟敢螳臂当车，诸城当时并无强大的防御力量，阎军一击即中，轻松攻克，阎锡山喜不自胜，抢夺得手，乐得合不拢嘴。

对于那些既贪婪又吝啬、擅长精打细算的人，他们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乐，往往远胜于实际的美食本身所带来的满足。

黑色幽默讽刺赵承绶。

阎锡山原本打算派遣其得力干将赵承绶前往晋东南接管事务，赵已抵达晋南孝义县，计划先前往临汾，再进攻长治。然而，赵承绶对此颇为抵触。史泽波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赵承绶自然也不例外。正当赵承绶在考虑如何婉拒时，阎锡山突然改变主意。原来，接收太原必须与日本人取得联系，而赵承绶在抗战期间曾与日军有过交往，彼此熟悉。因此，阎锡山决定派遣赵承绶去接收太原，而不再让史泽波前往上党地区。

当时担任23军暂编40师建军委员会成员的曹近谦，在1965年回忆起这一往事时，为确保记忆准确无误，特地前往赵承绶的住所进行核实。赵承绶面对此情此景，既感啼笑皆非，最终还是承认了这笔旧账。

此类事件充分暴露了阎锡山的贪婪本性。即便在实力并不雄厚、众多将领亦未齐心协力的情况下，他仍旧强行夺取晋东南地区，更甚者，竟从晋冀鲁豫军区的腹地强行夺地，可谓为了金钱而不惜一切代价。

二、死因不明

昔日，在叙述战役时，我们总是以我方立场为出发点，详细描绘敌我双方的态势、兵力部署等细节。今朝，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以阎军的立场来审视这场战役。

阎锡山虽已占据上党六城，然对于刘伯承主力的具体位置以及上党周边的主力部队数量，却一无所知。他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收复”太原城的行动中。

不久前，我方仅占领上党六城不足一个月，便意外地接到了共军发起反攻的战报。

一开始只知攻占襄垣城。

襄垣地处上党六城之北端，在军事布局上，其位置并不算过于突兀。

然而，一连串的噩耗接踵而至，首先是屯留县城遭受围攻并被攻陷。

随后，长子县战役展开，解放军激战两日，而后转战潞城，一举攻克；继而围攻壶关，亦告捷报频传。

最终攻克长子城。

阎锡山对共军作战策略的具体考量一无所知。他仅知晓史泽波不愿派出援军，因为担心途中遭受共军的伏击。长治周边的五座城池因此全部落入共军手中。共军随即对长治城实施了围困，使得史泽波的19军余人被困城内，面临粮食弹药的双重短缺，每日收到八百份紧急电报告急。

即便身处前线的史泽波亦感困惑，对于攻城部队的实际兵力规模一无所知。史泽波回忆称，当时19军汇总了各方的情报资料，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八路军大约拥有十个团的兵力。

关于八路军的兵力，史泽波的估算并不准确。

这重担暂且不急于揭晓，让我们继续跟随阎军的视角深入探索。

八路军对长治城发动围攻，先是攻克南关，继而又拿下北关，但均未能稳固，阎军随后展开反击，重新夺回了这两处要塞。

直至此刻，阎锡山方始察觉到事态的严重程度。

此前向史泽波提出的策略是何？实则并无确切方法，唯有边走边看。现遇困境，唯有从太原总部派出队伍前去援助解围。

然而，在派遣兵力的问题上，实有诸多策略需考究。必须首先明确共军的主力部署在何方，方能有效地攻击其薄弱环节，实施批亢捣虚之策。

或许，洞察对方全局，针对其必救之处进行攻击，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以最小的损失迅速缓解燃眉之急。毕竟，长治城并非易攻之地，其防守条件坚固。

此外，在晋西南一线，胡宗南已派遣部队成功渡过黄河，占据了有利位置，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支援。如何促使老胡协助，分别在北面和西面形成牵制，这样一来，战斗将更为有利可图。

阎老西绝无此意。

为何如此？老西儿在山西坚守长达三年，客观而言，他有一套独特的策略，尤其在政治领域，他的某些手段令我们党和军队感到棘手。为何在军事方面却显得如此无力？

首先，是关于臀部的问题。他志在独揽山西之地，绝无放任胡宗南入关的打算。即便自己费尽周折，也绝不愿沾染一丝一毫的瓜葛，力求一劳永逸。

第二，须提及政长戎短的问题。阎锡山在战争中的指挥能力，与治理百姓、管理政务的才干相比，相差甚远。他的能力犹如长短不一的双腿，长于守城，短于野外作战。刘伯承曾评价阎锡山的军队，其中最明显的不足即为极不擅长于野战之策。

阎锡山下令，由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担任总指挥，率领第23军、第83军以及省防军第3军，共计约两万兵力，迅速向南进发，旨在解救长治之围。

我军采取直接战术，未采取绕道、寻找薄弱环节或实施战役佯攻等策略，而是坚定不移地向南发起猛烈攻势。

史泽波似乎误估了八路军仅有十个团的力量——每个团大约一千人，总计兵力约一万一千余人——这一数量仅及阎军援兵的一半。这样的误判让彭毓斌心中涌起了一丝信心。尽管阎军的武器装备占据优势，但面对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即便情况不利，彭毓斌也坚信能够突破重围。

行至中途，竟意外遭遇八路军四面围困，双方陷入僵持。彭毓斌便在屯留县西北的老爷岭与磨盘垴一带紧急构筑阵地，以稳固防线。

彭毓斌当时其实仍存一线生机。若能趁部队尚存余力，凭借强大的火力迅速击退刚刚围拢而来的八路军，便能退守沁县，确保南北铁路线的安全，届时仍有一战之力。南线的八路军虽屡次进攻长治城却未能得手，面对腹背受敌的局面，自然难以全力攻城。

然而，彭毓斌对八路军的实力一无所知，不仅对其实力茫然，甚至连对方的指挥官是谁也一概不知。前线传来的情报似乎显示彭德怀亲自挂帅指挥，这让从彭毓斌以下的所有援军都深信不疑。另一方面，阎锡山反复下令彭毓斌南下，催促之态甚急，阎军便乖乖地驻守在野外阵地，与八路军进行激烈的正面交锋。

此等策略，颇似阎锡山当初抢占上党六城的决策，先谋定而后动，着眼于三步棋的深远布局，不必过分强求。每一步稳健前行，能够妥善应对便已足矣。

若阎军增援部队确实断开联系，转而选择新的攻击路线，抑或与胡宗南部协同作战，能否有望扭转战局呢？

绝对有。

战争的双盲特性注定了，任何一方都无法对敌情了如指掌。即便如刘伯承这般对情报侦察极为重视的杰出将领，起初亦难以确切知晓阎军援兵的具体人数。最初，他仅判断出可能有3个师的兵力，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敌军番号不断增多，最终露出了6个正规师的规模，这才促使他决定从围攻长治的部队中抽调兵力。

我军的具体行动细节将在后续篇章中予以揭晓。目前，我们继续关注阎军的战局进展。

彭毓斌因对敌情的误判，未能将部队部署于便于机动的有利位置，却选择了老爷岭、磨盘垴等地的高地进行坚守。

此刻，丞相对马谡的指令价值越发凸显：务必占据要道筑寨、占据要道筑寨、占据要道筑寨！

此番恰好落入了刘伯承将军的巧妙计谋之中。既然你未能保持灵活机动的战术，我便可以安心地进行围攻。实际上，阎军遭遇敌人时显得慌乱无措，并未制定后续的计划，于是我们先发制人，随机应变。

自10月2日起，我军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直至10月5日，彭毓斌虽屡欲突围，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守势也渐显吃力——仅凭沁县所携之5日粮弹，已迅速告罄。正当此危急关头，彭毓斌惊喜地察觉到北面似有援军将至，而八路军对北面的包围圈亦有所松懈，仿佛是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之困。

彭毓斌果断决策，先行派遣一个师实施向北的突围行动，其余四个师则依次有序撤退，最终齐聚沁县。

部队一动，刘伯承的好戏开演。

原来是个陷阱。

明日，我们将从我国军队的视角逐一回顾具体战况，探究双方的战略布局与对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