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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孤军奋战，开辟鄂豫边

2025-11-21 13:52:37 195

1931年11月初至1932年6月初，徐向前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及红四军军长，相继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场大战役。他指挥部队成建制地消灭敌人近40个团，成功击溃了敌人对鄂豫皖地区的第三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自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迎来了其鼎盛时期，主力红军扩充至两个军，并成立了四个独立师及少共国际团，从而成为全国三大红军主力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这一重要红色基业的创建，徐向前功不可没。

1929年5月，为了强化鄂豫边红军的指挥体系，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徐向前前往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担纲领导职务。6月11日，徐向前顺利抵达鄂豫边根据地。

临危受命，虚怀。

徐向前，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自1927年3月投身中国共产党以来，短短两年多的时光里，他经历了复杂、艰辛、充满危险的超强度革命斗争，参与了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的平叛作战，以及广州起义、海陆丰游击战争等重大革命行动。在此过程中，他先后担任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联队长、红四师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等职务，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当他抵达红三十一师时，恰逢该师失去主帅吴光浩，三军群龙无首，且正值国民党军队对鄂豫边区发起“会剿”的关键时刻。

徐向前，黄埔一期生。

徐向前回忆：“我去的时候，吴光浩同志已牺牲。他是湖北黄陂人，黄埔四期生（三期生，引者更正），参加过北伐战争，黄麻武装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1929年5月间，奉特委指示，带着十多个人去商城南部帮助开展工作，途经罗田藤家堡时，遭地主民团袭击，战斗中不幸牺牲。对他牺牲的消息，特委决定暂不宣布，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我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司令、副师长，实际上负责全师的军事指挥工作。”“新来乍到的我，人生地不熟。我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我也不大懂，得靠戴克敏‘翻译’。”“红三十一师正分散在各处游击，在我身边的只有两个队，100多人枪。”

徐向前后来方始得知，他并非首位由上级党组织从外部派遣的军事干部。早在前一年的10月5日，同出黄埔军校且曾参与广州起义的倪志亮——一位黄埔四期或五期的毕业生——已抵达鄂豫边地区，并在他的部队中担任第三大队的代理大队长。倪志亮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堪称一位得力的战将。

“外来干部要想赢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回顾过去，我之所以能够立足，关键在于能够率领部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我掌握了军事知识，在海陆丰的战斗中积累了游击战的经验，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我带领大家进行游击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从未遭受过重大损失。此外，我还坚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摆官架子、不指手画脚。尽管我是副司令，却并非特委委员，很少参加特委会议，只有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才会被召集。特委的决定和指示通常由参谋长曹学楷转达给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无人负责，我便承担起来。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主动承担责任，不推诿他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人们开始认可我，认为我能够带领部队作战，与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官架子、没有特殊化，逐渐对我产生了信任。只有赢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站稳脚跟，主动发声，开拓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非凭空吹嘘。‘钦差大臣满天飞’，只会坏事。有些人自以为是从党中央来的，一到地方就指手画脚、批评指责，说实话，没有人欢迎这样的人。尤其是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却四处评头品足，又能赢得谁的尊敬，又从何而来威信！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段经验之谈充分体现了他的为人风格和人格魅力。

出奇制胜，连胜不止。

国民党不容徐向前稍作喘息，“会剿”之势如狂风骤雨，接连不断。自1929年6月底起，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即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从黄陂、黄安两地出发，向北侵袭；驻扎于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以及光山地区反动民团红枪会约五千余人，则向南发起攻势；同时，驻守麻城的夏斗寅第十三师补充团，以及黄土岗周边的地主武装，亦加入战斗，共同对鄂豫边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七里、紫云地区施加压力。

经过与敌军的初次交锋，徐向前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南北敌军的基本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进而决定采取先弱敌的策略。北方的李克邦部由土匪部队和红枪会组成，实力较弱，已占据柴山堡和白沙关等地。在7月初，徐向前率领红三十一师的两个支队，在手持土枪和长矛的民众协助下，勇猛扑向白沙关的敌军。经过连续五次战斗，共击毙敌军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枪支40余支，并生擒红枪会首领戴五爷，成功摧毁了红枪会，使得北路进犯的敌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在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域，广大民众与赤卫队齐心协力，对敌罗霖部及其第十三师补充团发起了全面袭扰。他们封锁敌军消息，切断敌军粮草补给，对敌小股部队予以重创。夜幕降临，土炮声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彻夜不息。敌军饱受折磨，食不果腹，夜不能寐，疲惫不堪，不出两日便灰溜溜地退却，龟缩于河口、七里坪、黄安、麻城等城镇。第一次“会剿”就此挫败。

在“罗李会剿”失败之后，蒋介石亲信、嫡系第一师师长刘峙遂牵头，集结鄂、豫两省的反动势力，于8月中旬对豫东南及鄂豫边根据地，发起了继“罗李会剿”之后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第十三师分两路，一路自南向北，另一路自西向东发起攻势；李克邦部和商城民团顾敬之部负责自北向南进行截击；皖西的敌军第四十六师则自东向西协同作战。他们的意图是，首先四面合围，分头进攻，以围歼红军的主力。其次，进行分区“清乡”和“搜剿”，组建反动的地方武装，进行户口清查，诱使革命群众“自首”，并实施残酷镇压，旨在摧毁革命根据地。

红三十一、三十二师分别于鄂豫边和豫东南地区应对敌人的“会剿”。徐向前率领红三十一师坚守鄂豫边，实行“与敌周旋，避实击虚”的作战策略。8月14日，敌第十三师的第三十七旅从黄安城、七里坪等地发起攻势，至月下旬，相继抵达箭厂河、郭家河、白沙关等地；而第三十八旅亦从麻城、谢店、中馆驿等地出发，分别在25日和26日分别侵入乘马岗和顺河集。

敌军踏入根据地，便不断遭受红军与赤卫队的猛烈打击。25日，红三十一师携手赤卫队于白沙关对敌第七十四团的一个营发起了猛攻，激战持续了5个小时，共毙伤敌排长以下官兵60余人；30日，他们又在顺河区的鹅公山对敌第七十六团的一个营发动突袭，成功毙伤和俘虏敌军10余人。9月3日，磨角楼之战中，红三十一师全歼了敌第七十五团的一个排。当时，全歼一个排的战果非同小可。徐向前曾言：“国民党的正规军非红枪会那样的乌合之众可比，以那时的装备，一次战斗击溃敌军一个排，便是辉煌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然而，随着敌军势力的增强，红三十一师在内线作战中遭遇不利。于是，徐向前指挥部队向麻城北部转移，与红三十二师在八字门楼成功会师，从而挫败了国民党军消灭红军主力的企图。两师会合后，共同对光山南部的新集反动据点发起攻击，经过4天的围攻，敌军察觉到红军主力位于光山、麻城边境，于是西调兵力试图再次围剿红军主力。红三十二师趁机返回商南地区，先后消灭了禅堂、吴家店、南溪、丁家埠等地的“编练队”，并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

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分兵数路，巧妙地转向外线，向南发起攻击。他们先后击败了黄陂的长堰、夏店，黄安的八里湾，以及麻城的谢店等地的反动民团，缴获枪支百余支。至此，侵入鄂豫边根据地的敌人陷入了四处受困、一筹莫展的境地，后方空虚，屡遭打击。他们在9月下旬被迫退缩至根据地边缘的各个据点，精心策划的第二次“会剿”就此宣告破产。

徐向前，红军时期将领。

痛失良将，逆袭成功

不久前，“鄂豫会剿”行动以失败告终，随即驻扎于河南信阳的徐源泉第四十八师派遣两个团兵力分别进驻罗山与光山地区，与湖北境内的夏斗寅第十三师联手，再次发起攻势。

10月7日，北面之敌第四十八师的两个团占领了宣化店、陡沙河、二道河等地。11日，敌人继续向根据地深入。与此同时，南面的敌第十三师一个团也向黄安以北地区发起攻势。徐向前指挥红三十师在黄安、光山边境集结兵力，伺机对敌军进行打击。中心区域的赤卫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袭扰战，使得敌军耳目不灵，行动受限，补给困难，日夜不得安宁。正当此时，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军阀混战爆发，蒋介石急忙调动兵力应对。13日，第四十八师的两个团匆忙被调往信阳，第十三师随后也被调往京汉线，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徐夏会剿”计划就此告终。

徐向前得知敌军开始撤退，察觉到其士气低落，反其道而行，不顾“归师莫掩，穷寇莫追”的古训，果断决定指挥部队出击，打击正南撤至京汉线上的敌军第十三师某部。根据当时的侦察报告，敌人兵力仅有四五百人，因此，部队在天台山铁子岗地区埋设了伏击圈。战斗打响后，敌人疯狂反扑，人数众多，火力凶猛。徐向前这才意识到，敌方兵力约有两个团之众。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二大队党代表桂步蟾（黄埔六期毕业）及以下十余人英勇牺牲。徐向前悲痛之余，率领部队撤出战场，转移至天台山北部的易家湾。敌军并未追击，而是撤退至京汉线。

尽管遭遇了挫折，徐向前并未因一时的失利而心绪不宁，反而保持冷静，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当前的局势。他坚信，随着强敌的撤退，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力量已经削弱，这正是行动的大好时机，不容错过。因此，他立即命令红三十一师兵分三路，对外展开攻势，全力进攻反动民团。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他们先后击溃并消灭了4个反动民团，缴获了近百支枪械。黄陂六指店驻守的敌军一个连队，人数超过90人，在红军胜利的感召下，经过争取，于11月16日向红军投降。徐向前率领红三十师乘胜追击，继续进攻孝感县的汪洋店、小河溪等地的反动民团，对京汉线构成了威胁。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虽告捷，却痛失红三十一师一位英勇将领——桂步蟾，他曾是徐向前南征北战的得力助手。桂步蟾的离世令徐向前在战后久久无法释怀，每当提及，他总是哀叹：“他随我而来，却因我而去！”桂步蟾（1904—1929），原名正十，于1927年春踏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的殿堂。同年5月，他随学生军返回麻城，参与剿灭红枪会，捍卫农民运动的胜利果实。“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桂步蟾投身叶挺部队，随即加入南昌起义的行列。此后，他前往东江根据地，担任红军连党代表，在开辟海陆丰的斗争中展露头角。1929年3月，桂步蟾随徐向前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等待新的任务分配。6月，他再次随徐向前前往鄂豫边区，担任红三十一师第二大队党代表。桂步蟾将党的优良传统和模范行为融入部队的政治工作中，他特别重视培养部队的群众观念，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确保了部队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在反“会剿”的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屡建奇功。在第一次反“会剿”中，他指挥第二大队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五战五捷，其中三次大胜，共毙敌百余人，缴获枪支四十余支。第二次反“会剿”中，他带领部队迅速转移，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运动战中歼敌，赢得了战场主动权。在第三次反“会剿”的战斗中，他率部在铁子岗一带设伏，阻击敌人。战斗于上午9时爆发，敌先头部队进攻受挫后，大部队随即疯狂反扑。部分敌人冲向铁子岗，面对敌人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扫射，桂步蟾始终坚守阵地，沉着指挥，击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激战一整天，确保了大部队安全转移，而他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