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留下的教训是什么？

原创（文/玉子随笔）

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巅峰期为1936-1938年）是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斯大林为什么要进行“大清洗”？

1937年的莫斯科，一名普通工人伊万在深夜被敲门声惊醒。门外的秘密警察没有解释原因，只留下一句“有人指认你是托洛茨基分子”，便将他带走。

伊万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从未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为何会成为“敌人”。这一年，苏联有数十万人和伊万一样，在毫无征兆中消失。这场席卷全国的“大清洗”，是什么原因呢？

斯大林的核心目标，是在苏联建立绝对集中的权力体系。这种体系的稳固需要从三个方面形成支点。

第一个支点是消除权力竞争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击败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对手开始，斯大林始终对“潜在威胁”保持警惕。

三十年代的苏联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工业化需要集中资源，集体化引发农民反抗，这些矛盾让斯大林认定，必须清除所有可能挑战自己的力量——无论是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还是军队中可能形成派系的将领。1937年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本质上是为了斩断军队与政治的连接，确保军队完全服从于个人意志。

第二个支点是制造“外部敌人”以凝聚内部。当时的苏联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斯大林将这种外部压力内化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

他让全社会保持阶级斗争这根弦：农民反抗集体化？是“富农破坏”；工厂生产落后？是“间谍 捣乱”。大清洗通过不断揪出“敌人”，强化了民众对“社会主义阵营受围攻”的认知，进而巩固了“只有团结在斯大林周围才能生存”的共识。

第三个支点是建立绝对服从的治理体系。

大清洗不仅清洗人，更清洗了对他质疑的声音。通过鼓励告密、简化审判程序（甚至不经审判直接处决），每个人为了自保，都会主动与“可能被视为异端”的言行划清界限。这种机制最终形成了“上级意志绝对正确”的治理逻辑，确保了工业化、集体化等极端政策能够毫无阻力地推行。

2、大清洗的影响是什么？

短期来看，大清洗确实帮助斯大林完成了权力集中。到三十年代末，苏联党内几乎再无反对声音，军队指挥体系被彻底重塑，全社会对“斯大林权威”的认同达到顶峰，这为二战时期的高度动员提供了基础。

但长期的代价更为沉重：

人才断层：军队中约70%的将领被处决，导致二战初期苏军指挥混乱；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的大量流失，拖慢了苏联科技发展的节奏。

信任崩塌：告密制度让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人际信任，“人人自危”成为常态。这种信任缺失渗透到官僚体系中，形成了“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形式主义作风。

体制僵化：由于缺乏不同意见的制衡，斯大林的决策失误（如对纳粹德国入侵的误判）难以被纠正；而“绝对服从”的传统，让后来的苏联领导人难以推动改革。

苏联解体留下隐患：

大清洗对苏联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法治，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也为后来苏联的政治体制埋下了隐患。

大清洗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是一场严重践踏法治、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历史悲剧，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来看，其诸多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存在根本冲突。

违背了人民主体地位：大清洗中，大量无辜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被诬陷为“敌人”，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甚至生命被随意践踏，这与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完全相悖，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否定。

破坏了党内民主与集体领导：列宁时期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决策，而大清洗通过制造冤假错案清除不同意见者，强化个人集权，把党的领导体制沦为个人专断的工具，背离了列宁确立的党内生活原则。

践踏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法治保障，而大清洗中盛行的告密制度、非法逮捕、秘密审判、刑讯逼供等，完全无视法律程序和正义，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

扭曲了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存在，但强调其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且有明确的范围和界限。大清洗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党内意见分歧、社会矛盾都简单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歪曲。

历史已经明确证明，大清洗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它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个人集权、体制缺陷和对理论的教条化、极端化理解而产生的错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是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即实事求是、人民立场和民主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极端化和专断行为。

3、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留下的教训要永远铭记

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为后世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建设、治理理念和实践探索中提供了多方面警示，核心在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避免权力异化、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科学治理。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杜绝权力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大清洗的惨痛教训表明，一旦权力脱离人民监督、异化为少数人维护集权的工具，就会背离社会主义的初心。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如选举制度、基层自治、民意表达机制等），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防止因个人意志或小集团利益损害广大群众的基本权利。

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治”：

大清洗中，法治被彻底践踏，非法逮捕、秘密审判、刑讯逼供等行为泛滥，本质上是“人治”取代“法治”的恶果。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方面，要明确法律的至高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要完善司法独立和公正机制，保障公民的辩护权、申诉权等基本权利，杜绝以“阶级斗争”“政治需要”为名破坏法治的行为，用制度防止权力滥用。

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与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集权和专断：

列宁时期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而大清洗中，个人集权取代了集体决策，党内不同意见被视为“敌对势力”，导致决策失去制衡、错误难以纠正。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如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少数服从多数、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等，防止个人崇拜和“一言堂”。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更需要通过民主机制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避免因权力过度集中而滋生腐败和专断。

必须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化与极端化：

大清洗中，“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非无限制地制造“敌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避免将理论教条化、绝对化。在社会治理中，应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用教育、疏导、改革等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非依赖暴力或极端手段，防止因“左”的错误偏离社会主义建设的主线。

必须构建健康的社会信任与监督体系，防止“告密文化”和社会分裂：

大清洗中盛行的告密制度，摧毁了社会基本的人际信任，导致人人自危、道德滑坡。社会主义国家应致力于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通过畅通的监督渠道（如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同时坚决反对利用“举报”“揭发”等手段制造社会对立。

大清洗的教训深刻表明，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法治约束权力，通过民主凝聚共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始终坚守“人民性”本质，勇于正视自身问题并进行自我革新，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真正实现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