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钱其琛曾告诫刚当上外长的李肇星：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

1982年3月，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梧桐树刚冒芽，外交部旧楼前却早已人声鼎沸。几十位中外记者围成半圆，镜头晃动，闪光灯不停，空气里全是干燥的镁光味。

“稿子再顺一遍。”钱其琛低声提醒身旁的年轻翻译。李肇星点点头，迅速把中文稿与译文对照，确认无误。几分钟后，三句回应抛向现场，七分钟的即席发布会结束，记者却久久不愿离去。

这场简陋的“门口秀”成了新中国发言人制度的雏形，也让李肇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外交的分寸”。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外交是用字句丈量国界。

李肇星出生在山东胶县的农家小院。一排青砖三间瓦屋，门口是洼地盐碱田。家境拮据，母亲却背来旧书一捆，竹篾捆绑，油迹斑斑，打开却像另一个世界。一部部古典小说打磨了他的语言节奏，也埋下诗兴。

1970年，恢复高考的风还未吹到乡下，李肇星已在生产队挑粪。三年后，他抓住机会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原本心仪中文专业，无奈分数不够。阴差阳错，这一拐弯把他推向外交。

钱其琛则早在1949年前后就投身外事。1928年生，20岁入党，解放初进驻北平市军管会。上世纪60年代末，他在外事学院深造，随后南下河内、北上纽约，用整整一生把“外交”二字写进年轮。

两个人正式交集要到1981年。当时李肇星还只是新闻司的青年干部，负责英译和舆情摘要，钱其琛已是司长。性格沉稳的老领导注意到这个山东小伙的妙语连珠，把他调进翻译组贴身历练。

1983年，发言人制度正式确立；1985年，李肇星升任新闻司副司长兼发言人。第一次独挡记者会，他担心职衔冗长，提出改叫“副发言人”。钱其琛摆摆手：“发言只有真实，不分正副。”简短一句，魄力已现。

值得一提的是，发言人制度不只让国内听见外部世界，也让外部世界更立体地理解中国。每天下午三点的蓝厅灯光，渐渐成为国际媒体捕捉中国政策风向的固定刻度。

1989年以后，世界局势陡然加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火，任何一条新闻都可能牵动中国利益。时任外长的钱其琛在风口浪尖周旋，态度硬朗，手法灵活，“敢于亮底牌，也善于留余地”成为他办公室里的座右铭。

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未遂，克里姆林宫的旗帜一天换了三次。钱其琛迅速指示常驻团保持观察不插手，同时抓住时机推动与俄罗斯新的沟通渠道，为1992年俄总统叶利钦访华埋下伏笔。

同年，钱其琛赴美与国务卿贝克对话。对方端出一份“关押名单”想借机敲打，钱其琛反问：“名单里有吴建民吗？”贝克不假思索说“有”。谁料吴建民正坐在对面，尴尬瞬间冻结，议题被迫转向，会场笑意却没泄露分毫。

这种见招拆招的功夫，被李肇星称作“掖在袖口里的锦囊”。他多年后回忆道：“场面不需高声，微笑就能换牌。”

1993年至1995年，李肇星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兼大使。波黑硝烟、海地动荡、卢旺达悲剧，都在安理会的圆桌上映射。他努力把中文思维里的辩证法迁到多语言的交锋里，解决问题先抓共识，而不是先划阵营。

1998年，他转任驻美大使。在华盛顿，他凌晨四点读完全份报纸才肯休息，用心揣摩美方议员的口气与州选区利益。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辛苦，他说：“先弄清对方的算盘，才能校准自己的尺子。”

时间来到2003年3月17日，伊拉克战云压境。中南海决定由李肇星接替唐家璇担任新外长。当天夜里，李肇星抵达钱其琛位于月坛的宿舍楼，两人谈到凌晨一点。残茶微凉，灯影交错。

“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钱其琛放下茶杯，口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外长的事就两条：谋和平，交朋友。其他不过是名片上的字体。”李肇星沉默片刻，只答：“记住了。”

这句话对于刚接棒的人来说，比十页讲稿更实在。因为眼前难题一箩筐：非典肆虐、伊拉克战火、朝核重启谈判、中欧武器禁令——没有哪件事可以等。

2003年5月，“五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美朝代表隔桌冷脸，气氛几乎凝固。李肇星拿出一本《论语》英文版递给美方助手，“闲暇翻翻，中国古书讲‘和而不同’。”一句玩笑，僵局微松。会谈最终升级为六方机制，为半岛降温打开阀门。

有意思的是，同年秋天，李肇星赴联合国大会。他面对海量媒体，一句“做人不能太美国”被全球直播。一字一顿，看似玩笑，背后却是对单边主义的警示，气势并不输拳头。

2005年3月，《反国家分裂法》表决通过。在人大记者会上，有西方记者追问：“是不是为了给欧盟解禁武器铺路？”李肇星答得毫不闪躲：“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口袋不深，买不起那些高价、不合算的玩意儿。”哄堂笑声散去，质疑也散了。

四年任期里，中国加入了151个国际或区域性组织，签署了80多项多边条约；与160余国建立伙伴关系。数据冷冰冰，却是“谋和平、交朋友”的注脚。

2007年春，李肇星卸任，中国外交部迎来第十任部长。离任当晚，他给钱其琛打电话，只说了三个字：“没辱命。”电话那头静默半晌，传来一声“好”。

2017年5月9日14时39分，钱其琛病逝。消息传出，蓝厅降半旗。九天后，李肇星在《人民画报》撰文追忆：钱老留下最大财富，是那句“不把官衔当回事”。不少旧同事读到此处，眼眶泛红。

不得不说，在充满利益交锋的国际舞台上，这样一句近乎朴素的话语，更像一把标尺，提醒后来者：外交官首先是国家的勤务员，而不是头衔的装饰架。

时间轴至此延伸了三十五年，两代外长的身影沉淀为档案，也刻进不少普通人对“大国脸面”的记忆里。字句或许会被新措辞替换，原则却不会褪色。

延伸阅读：两条经验的当下启示

当年钱其琛总结“谋和平、交朋友”，听上去简化得近乎口号，其实暗含两套操作准则。第一套是“利益交集最大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推中韩建交、促中俄边界谈判，逻辑都很直接：把分歧先装进抽屉，把可共做的事摆在桌面，以合作收益削弱不信任。这种做法后来在东盟十国身上多次复刻，澜湄合作机制便是典型。

第二套是“情感通道先行”。钱其琛酷爱摄影，常把拍下的底片冲洗后送给对方代表。技术含量不高，却在人际层面迅速破冰。李肇星延续这招，他改用诗歌和俚语。一句“河南老乡”能让美国中西部议员笑出声；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英文译本递到非洲外长手上，对方立刻请他去家中吃羊排。并非花拳绣腿，而是构建“轻量级信任”的捷径。

试想一下，如果缺乏这种信任缓冲，再完美的利益分配也会被怀疑拖慢。2003年的六方会谈就是现实说明：各方战略抵牾严重，但几位首席代表能在茶歇时聊棒球、聊围棋，最终才肯坐回谈判桌。那把破冰的茶壶，如今仍展示在蓝厅二层的橱窗里。

钱其琛与李肇星留下的“准则＋通道”模式，并非个人专利。第十一任部长杨洁篪、第十二任部长王毅都在沿用，只是结合新议题不断升级。例如在非洲“光缆入海”工程谈判中，“把合作收益前置”与“文化沟通先行”依旧是两条不可或缺的先导线。

回看两位老外长的经验，不求复制，只求理解：外交从不是华丽辞藻的竞赛，而是如何在有限时间、有限空间里，为国家赢得最大安全与发展纵深。这种务实与灵活，将持续照进未来的每一次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