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19兵团第五次战役受挫后，三个下辖军长授衔情况如何？

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19兵团遭受了重大损失。那么，这个兵团里的三个军长后来都获得了什么军衔呢？

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志愿军成功将美军击退到三七线并占领了汉城，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这场胜利背后是沉重的代价，志愿军自身也损失惨重。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作战，首批入朝的部队，包括来自第四野战军的第38、39、40、42、50军和华北军区的第66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月以上，兵员损失严重，且未得到及时补充。

原先志愿军计划休整两个月，补充人员和物资后再发起春季攻势，但这时他们的对手变成了狡猾的李奇微。

李奇微早就看出了志愿军补给不足的问题，利用美国强大的补给系统，快速补充了联合国军的人员和物资。他在三次战役中主动放弃汉城，就是为了避开志愿军的锋芒。他知道志愿军难以持续发动进攻，所以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到半个月，就对志愿军发起了全面反攻，打乱了志愿军原计划休整两个月的安排，让志愿军不得不仓促应战。

在第四次战役中，原本已经疲惫不堪的38军等部队再次遭受重大打击。特别是在南汉江的阻击战中，第50军和38军虽然顽强抵抗了美军20天，但自身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其中，号称“万岁军”的38军又失去了大约一万人，加上前三次战役的伤亡，总兵力几乎减少了50%。而且，损失的主要是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许多连队几乎被彻底打散。

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很多干部和战士看着伤员越来越多，子弹和粮食都快没了，心里特别着急，有人忍不住大声喊：“三十八军还要不要了？难道要让四野这股主力部队和敌人拼光吗？这样打仗合适吗？要是林总来指挥，肯定不会这么用三十八军，好多人的命都搭进去了！”

连生死都不在乎的万岁军将士们也开始抱怨了，这说明情况已经危急到了极点！

从2月17日起，志愿军调整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运动防御战术。他们打算用空间来换取时间，设置了三道防线，每道防线打算坚守20到30天，总共争取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以保护第三批部队顺利集结并做好反击准备，等到“联合国军”深入后再发动新的反击。

现在是时候派出主力部队了。

1950年8月，周恩来副主席在检查东北边防军的作战准备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边防军参战，该怎么补充兵力。最后，他决定用轮番作战的办法，也就是准备好第二梯队的部队作为后备力量。当第一梯队的部队需要补充时，就可以用第二梯队的部队来替换。

在东北边防军开始行动之后，中央军委也准备好了后备部队作为支援。

第二线部队包括驻陕西的国防预备队第19兵团和隶属于西南军区的第12、第15、第60军，他们经过前期准备和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中旬抵达三八线附近。

增援的部队终于来了，从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开始，连续作战的38、39、40、42四个军撤退到朝鲜北部的后方进行休整。同时，50和66军也接到命令返回国内进行调整。

新来的19兵团、3兵团，还有刚刚休息完的第9兵团，将成为第五次战役的主力。

第19兵团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的第2兵团，它在1947年5月成立，由杨得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兼任第一政委，杨成武担任第二政委，耿飚担任参谋长，这就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后来，杨成武带领一部分部队从第2兵团中分离出来，组建了第3兵团。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第2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他们在新保安击败了国民党军傅作义的精锐第35军。在这段时间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2兵团改名为第19兵团，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949年4月底，第19兵团加入了攻打太原的战斗，之后被编入第一野战军。后来，这支部队参与了大西北的解放战役。解放后，第19兵团的指挥部和下属的三个军驻扎在宁夏和陕西。同时，第19兵团和四野的第13兵团（驻扎在河南）都被指定为国防预备队，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前往任何地方作战。

第19兵团进入朝鲜后，也打了不少胜仗，其中第63军在临津江出人意料地突破成功，消灭了英军29旅中的比利时部队和著名的皇家陆军双徽营-格罗斯特营。在战斗中，战士刘光子一人就俘虏了63名英国士兵，因此被志愿军总部誉为“孤胆英雄”。

在朝鲜战场上，英29旅一直很活跃，但后来遭到了严重打击，伤亡超过了一半，这让英国上下都感到非常震惊。

然而，19兵团后来遇到了很大麻烦。首先是第64军过不了临津江，迟迟打不破敌人的防线。结果，64军和65军的五个师大约六万人挤在了2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遭到了美军飞机和大炮的猛烈攻击，损失了大约一万多人。

接着是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志愿军在向北撤退时突然遭遇美军的大规模反击，很多部队被敌军包围。为了争取时间重新建立防线，第63军在铁原地区宽达25公里的阵地上，抵挡住了美军4个主力师、1600门大炮和400辆坦克、无数飞机的连续十多天的猛烈攻击。为了整个战局，彭总已经做好了将第63军全部打光的心理准备。

在铁原阻击战前，63军就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手。到了铁原战役，63军又损失了一万多人。对这个只有三万六千人的部队来说，这意味着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已经无力再战。战后，彭总亲自去慰问63军的将士，军长傅崇碧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兵。”彭总回答说：“给你补两万。”

尽管志愿军最终稳住了防线，避免了大灾难，但第19兵团还是损失惨重。之前我们分析过五次战役先胜后败的原因，其中一个关键点是轻视敌人。而轻视敌人主要是因为新来的部队没有和强大的外国军队交过手，他们只是依靠在国内打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经验。

从第19兵团成立的历史来看，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主要对抗的是傅作义、阎锡山的部队，后来还去西北打过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马家军。但和四野的主力部队、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的全美械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交过手的机会不多。三野和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交过手，二野和美械的第18军、第5军交过手。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他们都没有碰过，没有和美械装备部队交手的经验。

在过去的战斗中，四野13兵团曾与由美军训练、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交锋。尽管这两支军队的成员都是中国人，但在装备和战术上与美军相差无几，火力十分强大。这使得初期采用密集冲锋战术的东北民主联军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调整战术，比如采用了三三制、四组一队、一点两面等战术，并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应对。这些战术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美国军队更加猛烈的攻击，用大量兵力冲锋很容易造成大量伤亡。五个师的兵力被集中在20平方公里的平地上，而且是背靠临津江的死地。这么多训练有素的士兵用这种方式牺牲是非常不应该的。

接下来是第19兵团的各个部队，在人数上比最早进入朝鲜的部队少一些。每个部队大约有3万多人，最多的第64军也只有3.8万人，整个第19兵团加起来才11万人。而最早进入朝鲜的六个部队中，最少的是第50军，有3.6万人，其他五个部队人数都超过了4万，其中第42军人数最多，达到了5.3万人。

后来，9兵团出发前，每个军都增加了人手，达到了5万人，整个兵团共有15万人。和19兵团一起入朝的3兵团也有差不多15万人的兵力。

第19兵团在人数上是最少的，尽管如此，在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下，第63军依然坚守住了铁原，这非常难得。

那些在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牺牲的19兵团的三个军，也就是第63军、第64军和第65军，在后来他们的主要领导人被授予了什么军衔呢？

傅崇碧将军在16岁时就加入了红军。他是在35岁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虽然隶属于红四方面军，但主要在地方部队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政治处的领导和团政委的角色，参与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以及在晋东南和冀中地区抗击日军“扫荡”的多次战斗。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的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十旅的旅长，以及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的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参与了平绥、太原、石家庄、新保安、宝鸡和兰州等重要战役。

傅崇碧的资历不算深厚，最初也没有担任过主力部队的指挥官。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他才开始担任指挥官的职务。尽管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非常出色，特别是在铁原阻击战中名声大噪，但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他只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回国后，他担任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还当过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要知道，北京卫戍区直接负责保护北京地区的国家机关安全。傅崇碧长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这显示了上级对他极大的信任。而让他成名的铁原阻击战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63军入朝作战时，政委是龙道权。他17岁就加入了红军，到朝鲜参战时已经37岁。龙道权来自中央红军，红军时期他在红四军、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担任过连指导员和营指导员，并且参加了长征。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他担任过团政委和军分区副政委等职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的政治委员，华北军区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以及在1949年担任第63军的副政委。他还参与了大同、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和兰州等重要战役。

从龙道的经历来看，他资历一般，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革命生涯主要在政治领域工作，大多担任副职。1949年，他担任军副政委，属于副军级。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升为正军级。因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思玉将军在第64军担任军长时才40岁。他19岁就加入了红军，22岁就担任了团政委的职务。在长征开始前，他成为了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红二师的通信主任。红二师是林彪指挥下的两个师之一，师长是著名的红军将领陈光。从那时起，直到长征结束，曾思玉一直在红二师工作，担任过团政委等职务，在红军时期，他可以算是核心中的核心。

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和686团担任过政治处主任等职务。343旅以前是红一军团改编的，是林彪手下两个旅之一，旅长是陈光。685团和686团里也有很多杰出的将领，比如上将肖华、邓华和李天佑等。此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梁兴初和张仁初等开国中将也都在343旅担任营长。

1938年，曾思玉又被派到了115师的另一个部队——344旅（旅长为徐海东），担任团政委一职。这意味着，在八路军中最出色的115师的两个旅里，他都曾担任过高级军官。之后，他还担任过旅长、军分区司令等重要职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思玉早在1947年6月就已经担任了纵队司令一职。到了1949年初，原来的第四纵队改名为第六十四军，曾思玉也成为了这个军的第一任军长。

曾思玉年轻时就加入了军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参与了长征、五次反围剿、平型关大捷和平津战役等重要战斗。在各个时期的主力部队中，他都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他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他的资历和战功都非常丰富。尽管在抗美援朝初期，64军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军衔评定。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64军入朝时的政委是王昭，他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和中共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中共石门（今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

解放战争时，他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的政委，以及第19兵团64军的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回国后，1953年3月，他被调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还是中共青海省委的第二书记、省长和省军区的第二政委。

因为他一直在地方工作，授衔前也离开了军队，所以1955年没有授衔。

第65军入朝作战时，军长是肖应棠。他15岁就加入了红军，到入朝参战时已经37岁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在红三军团先后担任过排长和连长、营长。红军开始长征时，他担任干部团的连长，后来在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一师作战部的参谋。

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的作战参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涞源支队的支队长，第三团的营长、参谋长、副团长、团长，以及第一军分区的司令员。他参与了平型关、黄土岭战役和百团大战。

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的旅长，后来又成为了第八纵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到了1949年，他被任命为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的副军长。在这期间，他还参与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多个战役。

肖应棠在红军时期是主力部队的参谋，没当过军事主官。抗战时期也没在主力部队当过，直到后来才在新编部队当团长、军分区司令。资历上确实比不上别人，但在抗美援朝时是正军级。所以1955年被授予少将。

第65军入朝时的政委是王道邦，他19岁就参加红军，入朝参战时正好40岁，资历很老道。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的排长和宣传队队长，还当过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以及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的总支书记和第二师第五团的代理政治委员。他参与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战役。

在抗日战争的早期阶段，他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的组织股股长。参与了平型关的战斗后，他被调任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的政治委员，随后又参与了黄土岭等战斗。

在黄土岭的战斗中，我军成功指挥部队击杀了日军所谓的“名将之花”——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从1941年开始，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和代理司令员等职务。他还参与指挥了任河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第13旅的旅长和政治委员，后来又担任第3纵队第8旅的旅长和政治委员，以及纵队的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之后，他又担任了华北军区第8纵队的政治委员，以及第65军的政治委员和宁夏军区的司令员等职务。

王道邦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主力部队工作。抗战时，115师独立团是从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演变来的。1937年11月，独立团扩大成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并兼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同年12月，又调整为军区第1支队，同时兼任第1军分区。

而在抗战开始的时候，王道邦

他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第1团担任政治委员，这个职位相当于主力部队里的团级政治领导。在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同时担任旅级部队的军政主要领导，包括军政委等职务，显示出他深厚的资历。1955年，他被授予了中将军衔。